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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武装护商队
录入时间:2018-04-19 10:00:53
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
 
    摘要: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贸易工作,创造了一个战时经济的奇迹。为保护皖江根据地经贸工作正常顺利开展而组建的护商队伍,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皖江  根据地  经贸  护商队
 
    抗日战争时期,皖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皖中(皖江)区党委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性地开展贸易工作,为取得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开拓和发展经济工作的过程中,贸易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护商工作就是针对皖江根据地险恶复杂的环境,为保证贸易工作能够正常、安全开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护商队则是为执行护商任务专门成立的武装队伍,在护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武装护商队的缘起
    护商队是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保护到根据地进行贸易活动,或途经根据地贩运货物的商人生命财产,以及根据地贸易机构货物运输安全而专门组成的队伍。皖江区党委书记、第七师政委曾希圣曾在回忆文章中重点提到了护商工作,并充分地肯定了护商工作的作用与贡献。
    1941年新四军第七师成立后,即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和命令,大力开辟和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到1944年底,皖江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成为中共领导的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除了党的建设、军事斗争、民主建政、统战工作等,经济工作同样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成为皖江根据地不同于华中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特色。
    皖江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经济工作的原因,首先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的民生问题。自日军进入皖江地区以后,这一地区的人民饱受战火的蹂躏和经济掠夺,同时还要承受天灾的威胁。特别是巢(县)无(为)中心区,由于地势低洼,常遭洪水侵袭。天灾人祸,造成民生凋敝。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境,是争取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最后形成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以民生为先。
    其次是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需要。新四军自1937年11月正式组建,到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拨付,总计不足法币220万元,年均70余万元。随着新四军部队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所拨经费根本无法维持部队开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新四军,停止拨给新四军经费。在这一时期,由于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自己的经济工作和财政来源。新四军各部队为解决经费问题,一度采取了强迫地主、老财捐献或罚款和“打资敌”来获取经费。所谓“打资敌”,就是部队通过到敌占区没收汉奸的财产,没收向敌占区运销货物商贩的财物或设卡收取一定货物税的办法来维持部队的经费。但是,这种方法不仅所获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部队经费需要,还被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发难,指责新四军私设关卡,勒索财物,破坏纪律和统一战线。同时,这种方法难以掌握尺度,容易扩大化,伤及中间派和中小商贩的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①]新四军第七师初创皖江抗日根据地时期,生活水平极低,部队每人每天仅5分钱菜金,一日三餐瓜菜代,冬天无棉衣。部队要生存、要发展,就离不开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
    再次是为了帮助军部和支持兄弟部队。皖南事变后,第七师与新四军其他部队比较,有一定的区位和环境优势。同时,在1941年5月至1942年底前,日伪军集中兵力“扫荡”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苏南进行“清乡”,并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减小了皖江地区的压力。第七师由于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虽与日伪顽小规模战事不断,却无重大战事,皖江地区的民众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为发展皖江经济创造了条件。因此,新四军军部对第七师发展皖江经济,帮助和支持军部及兄弟队寄于厚望,并不断充实和加强第七师从事经济工作的专门人才。
    1942年3月30日,第七师政委、党政军委员会书记曾希圣在七师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中,专门对财经方面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经贸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意义,确定了重点,找到了方法。
    在发展皖江根据地经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1941年5月成立了以唐晓光为主任的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财经工作。皖中财经委员会下设8个货物检查处,检查处以后又改为货物管理局,最后又改为税务局。检查处的基本任务一是解决部队装备、衣服、津贴等财政开支(地方党、政开支由地方税解决),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资金;二是组织根据地人民把多余的农副产品及土特产品出口,有计划地把敌占区的工业品调到根据地来,活跃经济,打破敌人的封锁和以战养战的政策。具体的任务主要是征收进出口税、过境税,是皖江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的财政来源。[②] 1942年,皖江根据地全年财政收入达2478万元(法币),除留用1540万元,上交华中局、军部749万元(另有布匹、西药、电池等军需用品未计),结存189万元,财政状况在华中各根据地首屈一指。1943年春,皖江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撤销皖中财经委员会,在皖中行政公署下设财经处。财经处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1.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2.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战略物资和以货易货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3.多方扩大税源,主要是流通税,增加财政收入;4.发展公私经营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繁荣经济;5.成立银行、发行抗币、控制金融;6.保障军队、军工所需的一切物资。
    在发展皖江根据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过程中,除了上述举措,还要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区党委和行署直接领导下,创造性开展的贸易经济,成为皖江根据地经济工作的一个特色和传奇。
    在皖江根据地创建初期,第七师领导就对发展根据地贸易经济在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指出了“贸易是大问题。贸易工作若能大发展,则所需不成问题”。[③]认识上虽然很到位,但由于客观上存在外部环境、政治风险以及缺乏贸易人才等方面的限制,严重制约了根据地的贸易工作的开展,影响了根据地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当时皖江根据地面对的实际情况是,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包围和封锁之中,这里的工商业基础本来就极为薄弱,军民所需的日常工业用品都不能制造,连最普通的墨水、铅笔、火柴也必须依赖进口,不开展贸易,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根据地在1942年为军部数次筹款后,已面临着财政枯竭的困难。而第七师经过一年多的发展,部队已从不足2000人发展到6000多人,军队保障供给,也需要一笔巨大的经费,更无法保证对军部和兄弟部队的财政支援。如果继续按照以往常规的方式,就会竭泽而渔,加重人民群众的税赋,严重影响部队的生存和根据地的发展。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皖江抗日根据地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曾希圣在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果断决策,决定突破限制和制约,创造性地开展皖江根据地的贸易工作。
    在解决了开展贸易工作的制约因素之后,1943年3月,皖中财经委员会撤销,成立皖中行政公署财经处,下设皖江货物管理总局,统一管理根据地的财经贸工作。叶进明任财经处处长,蔡辉任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局长。后货管总局内设贸易科,蔡辉兼科长。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贸易工作全面展开。[④]全面推进根据地贸易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动作,就是确定无为县汤家沟为贸易基地。皖江货管总局开辟二坝为对敌特别贸易港区,开辟汤家沟为开放商埠。而当时的汤家沟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又饱经战火,曾经繁盛的商埠已经萧条败落。货管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号商行”,作为总局对外的经营机构。
    开辟汤家沟贸易基地之初,根据地对敌占区实行以封锁对封锁的策略,实行粮食贸易管制和垄断经营,使芜湖米市粮价暴涨,带动南京、上海粮价狂升。汤家沟则有大量的粮食可供出口,仅仅二三个月,就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大批商贾蜂拥而至,大批以货易货方式进口的工业品源源而来,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钱庄、客栈、中药店、山货行等各类商行纷纷开张,二三百家各类商铺鳞次栉比。内江船帆如林,码头日夜繁忙,白天人声如潮,夜晚灯火如昼,在战争时期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景象,皖江贸易工作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随后,在蔡辉的组织策划下,集成号商行通过以盐粮交易为突破口、通过上海商人进口军需及特种物资、依靠强力管控开展特殊贸易等3个方面的运作,使贸易工作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到1943年底,彻底粉碎了日伪对根据地经济封锁的企图。
    经过一年的努力,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收入和流通税收入为支撑点,实现了高速增长。从1943年春到1944年春,根据地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2倍多,约6000万元以上。1944年1月至10月,第七师分3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有了充足的经费和军需品的保障,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⑤]正是由于皖江抗日根据地经易工作的迅速发展,上海、南京、芜湖等地的大批商人来到根据地进行贸易活动,或运输货物经过根据地的江面前往其他地区,为了保护这些商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根据地贸易活动的正常开展,皖江抗日根据地开始重视护商工作,组建武装护商队。
 
    二、武装护商队的组建经过
    1943年7月,皖中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代表大会在无为县召开。在大会形成的决议案中,第十三个提案就如何争取和扩大税收,繁荣根据地经济提出办法共4条:1.号召外来商人鼓励自由贸易;2.保护和优待一切过境商人;3.成立专门护商团体及货物运输栈;4.开展与巩固巢、白二湖商业交通线。该提案获大会原则通过,交主管机关参考。[⑥]此后,武装护商队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内各地组建并发展起来。
    但是,皖江根据地的护商工作并非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第一支武装护商队的建立,始于1941年5月皖中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不久。自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武汉相继沦陷后,皖江根据地的长江南北两岸,就成为京、沪、杭及无锡、苏州、芜湖等地商人与大别山、重庆、西安等地的国统区进行贸易运输的必经之路。皖江根据地创建时,第七师主要活动在以巢无为中心的江北地区。皖南事变后,皖江南部的中心城镇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皖南山区和大部的农村地区,只有少数的中共党组织和游击队在铜陵、繁昌、泾县境内的狭小区域坚持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为开辟根据地财税来源,皖中财经委员会设立了8个货物检查处,其中在无为县境内设了5个货物检查处。货物检查处实行“一站通”的税收政策,即经过根据地或游击区的货物,只需缴纳一次税款,各地货检(税收)机构不再重复收税。这同敌占区与国统区三里一关、五里一卡,层层收税,商贩不堪重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各地商人纷纷从根据地过境交税,成为皖江根据地一大财政收入。
    皖中第一货物检查处成立于1941年秋,后改为皖中第一货物管理局,1943年改为无东税务局、无东南税务局,最后改为临江税务局。第一货物检查处所管辖的地方一开始为东起无为东乡二坝,西至无为县城郊;北至运漕、仓头,南至虹桥,长约30华里、宽约20华里的区域,后又进一步扩大。此地是无为的鱼米之乡,皖中最富庶的地方,物产丰富,出口税相当可观;同时,此地正处在江南芜湖对面,商人从南京、上海运来的工业品、文具、生活用品等,多数需从芜湖经过第一货检处,再运往国民党的大后方,因此,过境税很多;再次,由于当地人民比较富裕,需要很多工业品,手工业品,进口税也不少,所以皖中第一货检处成了当时根据地财税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长江江面极不安全,商人运输货物的船只不仅会遭到日伪军的盘查抢夺,还经常会被土匪抢劫,商人的生命财产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皖中财经委员会主任唐晓光将财经委员会的押解班调到了第一货检处,成立了根据地的第一支护商队伍,既负责押解税款,又发挥护商任务。这支队伍的全称叫“护商缉私队”,开始只有一个班,有步枪6支、驳壳枪2支。到1944年底时,发展到20余人,共有长枪20支、驳壳枪6支。护商队成立后,正式列入第一货检处的机构序列,护商也成为第一货检处的日常工作之一。[⑦]1943年春皖江货管总局成立之后,为保护总局的安全,曾希圣特调一支200多人、装备精良的警卫大队给总局。后来,蔡辉还抽调精兵500人组成水上武工队,负责水上治安和武装。[⑧]从水上武工队负责水上治安的职责看,也有护商的作用,但并不是其主要职能。
    从这一时期护商工作的效果来看,不仅在商贸活动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情报交通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扩大了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这正是皖中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代表大会决议案决定成立专门护商团体的原因与背景。决议形成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护商工作与护商队的组建工作进入全面启动和发展阶段。
    
据有关文章所述,皖中行政公署财经处主任叶进明回忆,当时新四军第七师成立了一支护商大队,共计200余人,大队长周云祥。可是,查阅周云祥本人档案中1951年、1952年党员干部简历表,1952年中共党员登记表,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先后任霍邱县河口区区委书记、霍邱县县委书记;1939年7月至1942年8月,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大队长、党总支书记;1942年8月至1943年5月,任七师独立大队政治委员;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调七师整风班整风;1944年5月至9月至1945年9月,任江北税务局第三处处长、总支书记;1945年9至10月,任七师芜当武工大队大队长;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北上山东,任七师留守处副主任。另据周云祥档案中1956年11月“干部自传”陈述:“1944年9月(简历表中为1944年5月—作者注)—1945年9月,在七师整风班结业后,回到货检处(后改税务处)任处长后,任芜当(就是芜湖—当涂)武工大队长。这个大队是很强的,有两个步枪连、一个手枪连,武器人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的。这时干的很起劲,但每天都在敌人据点附近活动……日本投降后,原准备在该地打游击,后命令全部北上。”另外,周云祥在自传中还说,他在担任第三货检处处长时,第三货检处组建了一支队伍。但由于上级对自己不信任,队伍一有发展,人员就被七师抽调走了,所以只有几十人。(因其有被俘的经历。实际上是七师当时扩军的需要—作者注)[⑨]这支队伍应是第三货检处自己组建的护商队。由此看来,七师芜当武工大队和叶进明回忆中的护商大队相近的地方最多,但武工大队只存在1945年9月至10月一个月的时间,再从活动的地点和执行的任务来判断,这与护商大队肯定不是同一支部队。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这支护商大队最有可能就是七师独立大队。因为据周云祥在“干部自传”说,他在整风班结业后,是“回到货检处”。而其简历表和自传又清晰地记载,他在去整风班之前,任七师独立大队政治委员。这就可以推断,七师独立大队应是隶属于七师、从属于货检机构的一支部队,护商是其主要职能。所以,叶进明回忆中提到的护商大队就应该是这支部队,“护商大队”是根据这支部队主要执行护商任务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性的称呼,否则不会没有其他资料反映这支部队的存在与活动。只是由于时间相距较远,叶进明的回忆出现了纠缠。
    皖江南部的护商队伍是随着皖南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和稳定,财税工作能够正常开展之后 才成立起来的,所以时间较晚。
    皖南沿江地区虽是皖江最富饶的地区,但是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在皖南没有创建根据地,所以也没有自己的财经工作。以至皖南事变发生时,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和中共地方党组遭到毁灭性的损失,革命力量几无立足之地。
    由于皖南地区战略位置的特殊重要性,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局就对正在组建中的第七师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要求新四军重返皖南,在芜湖一带抗日,建立根据地与民主政权。1941年5月,中共皖南特委在无为县白茆洲重新组建,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坚持皖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方针,在第七师和皖中(皖江)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开辟和创建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3月,皖江地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撤销皖南特委,成立了中共皖南地委和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皖南地区党的建设、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及民主政权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由于皖南、特别是沿江地区的斗争环境极为艰难,日伪顽经常相互配合,向皖南新四军和游击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和“清剿”,特别是1944年5月,国民党一四四师投靠日军,被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造成南繁芜地区形势恶化。所以皖南地委、皖南支队机关和主力大部一直驻扎在无为东部,直到1944年7月,皖南支队的主力大部队才进入江南;同年底,皖南地委、皖南支队领导机关才正式移驻铜南繁边境。至此,皖南斗争形势才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最终形成了一块面积达1000余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属于皖江抗日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皖南抗日根据地。
    皖南地区的财经工作、特别是皖南沿江富庶地区的财经工作,作为皖江根据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发展皖江根据地经济工作时,曾希圣曾提出一句口号:“让无为不无为,让繁昌更繁昌”,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区域在皖江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在皖中财经委员会建立的同时,就建立了皖南财经委员会。皖南财经委员会下设南繁芜货物检查处,不久改为货物管理局。检查处下设分处(局)、分所。由于抗日民主政权只能在日伪顽的空隙地区成立,因此,财税工作也只能在部队活动地区和建立了游击政权的地区进行。
    1943年撤销财经委员会、设皖中行署财经处时,皖南设财经分处,领导铜青南、南繁芜、南芜的财经工作。同年5月,皖中行政公署撤销铜繁行政办事处,成立临江行政办事处,辖铜陵、繁昌和无东、无南地区。皖南财经分处将无东南税务局改为临江税务局,撤销南繁税务局,负责领导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及江北沿江的税收工作。为了有效地控制长江运输,皖中行署还专门成立了临江船舶管理处(1944年10月改为江流船政办事处),负责过往的商船及本地的运输船只的管理,进行货检和税收。
    皖南的财经工作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和贡献,但由于环境不稳定、部队流动性大和财粮机构不健全,一直在困难中开展。特别是国民党一四四师投敌,南繁芜形势恶化,使皖南的财税工作一度陷入困境。直到1944年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稳定,皖南的财税工作才得以进入正常的轨道,皖中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成立护商团体的提案要求在皖南地区方可得以落实,皖南的护商队伍也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
    皖南第一支护商队成立于1944年,是属于临江税务局所辖荻港、黄浒、沙洲、顺安、青北5个税务所共同组成的护商队,队长由黄浒税务所所长芮胜担任,副队长王成信、章科。这支护商队成立之初全部由本地人组成,其中有20余人为芮姓本家,有很强的掩护色彩,所以对外称船帮护商队,也称芮氏船帮。这支护商队成立后,又先后在池州到当涂沿江的一些支流流域设立了大通河、顺安河、姑溪河、裕溪河等站点,扩大了活动范围。后由段洛夫从七师调派一个排的部队,由参谋方德祥带队参加护商队工作。段洛夫原为新四军第七师敌工部副部长,1943年实行减兵简政,第七师敌工部撤销,合并到皖江区党委联络部,联络部统一掌管皖江根据地党政军的对敌、情报、交通工作,段洛夫担任皖中(皖江)区党委秘书长、联络部副部长,负责联络部的日常工作。因此,这支由段洛夫派来的部队,主要是执行情报、交通任务的。到抗战结束时,芮胜领导的护商队发展到120余人。[⑩]另一支护商队由临江县货管局(税务局)下辖的高安分局组建。当时高安不仅是沿江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繁昌县一个富裕的地区,有丰厚的税源。高安护商队成立于1944年秋,由分局局长吴昆崖兼任队长。一开始护商队只有4个人、2支步枪,但发展很快,仅月余时间就扩大到近40人。不久,由于部队扩军急需,分局就把护商队的人员、武器全部上交到高安区委,不久上升到繁昌县大队,所以这支护商队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11]另外在皖南还有一支兼有护商作用的护航大队。这支长江护航大队隶属于江流船政办事处,洪涛为大队长、邝亚民为指导员。护航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长江上船舶运输和渔民的生产安全,在长江上打击、禁运资敌物资,配合部队作战。从护航大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来看,也具有护商队的职能。更多地方的货管(税务)机构,因为非长江要道卡口,平时商人运货船只有限,所以不设专门的护商队伍。如遇上特殊需要,就派地方部队或民兵临时执行护商任务。[12]在对皖江根据地财税工作和护商队的认识上还需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从皖江根据地创建起,所有的财税来源渠道都由各地抗日民主政府所设立的货管(税务)机构统征统收,各分处(局)收到的税款先交地方分金库,最后交皖江总金库。皖江根据地的财税收入,除保证七师各部队和皖江各级党政机关的开支,还解送新四军军部部分款项。[13]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在根据地建立之前,各部队经费自筹自支,造成不良影响的制度设计。所以并不存在皖江根据地建立后,七师部队还自行设卡收税的情况。因此,第七师没有成立专门的护商队,特别是1943年7月皖中参议会决定成立护商团体而不是护商部队后,组建护商队的主要是各地货管(税务)机构。之所以有的文章甚至当事人的回忆,在护商队的组建与归属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说法,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根据地军队和政权的工作很难严格地区分开来,特别是1943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党政军工作人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很容易使人对财经工作的体系产生误解,所以做一个重点说明。因此,在第七师部队的编制序列中没有护商队,就可以理解了。
 
    三、武装护商队的主要活动
    护商队的任 务是护商,但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兼任缉私、协助征税、押送税款等工作。除了以上任务,护商队还开展情报、交通工作。
    保护商人的正当经营,保证物货运输的安全是护商队的主要任务。当时根据地的江面上日伪军的军舰炮艇横行,为保证商贸活动能够正常开展,将商船安全护送过新四军的控制区,护商队时刻面临很大的困难与风险。皖江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曾希圣在回忆文章《皖江的抗日斗争》中,在谈到皖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时,也提到了护商。他说,“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许多党外人士受到抗日、民主、进步、团结的深刻教育,有不少人在抗战中表现很进步,他们积极拥护和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帮助扩军、搞教育、进行对外宣传等等……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护商政策也很满意。由于根据地内交通安全,所以,很多商人从上海、南京、芜湖购买商品运往大别山,都愿意从我们地区过境。这样,我们既扩大了政治影响,又增加了税收。”[14]由此可见,护商工作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在贸易工作中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护商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护商队同时承担征税任务,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工作。为了完成征税任务,征税人员经常要深入到根据地边沿区、敌占区,甚至在敌前开展征税工作。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妆成群众,税票、税款就用一个布包裹着,随身携带。征税时他们吃住都在群众家里,一天换几个地方收税,一夜换几个地方睡觉。如果当时在城镇收税,敌人来了,他们就钻进商店装营业员;如果在农村收税时遇到敌人,他们就夹在群众中跑反。虽然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掩护,依然时刻面临极大的危险。仅繁昌县从1941年建立税收工作开始,到1943年夏天,就牺牲了近10名税收干部。[15]芮胜在前往铜陵流谭圩、梨把桥村开展税收工作时,结果被汉奸和日本便衣发现,为了掩护同行的战友不幸被捕,被搜出了藏在身上的税票本。他后被押往敌据点,再被转押铜陵县城伪军大队部。虽受严刑拷问,由于税票本基本没有用过,他坚称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暴露身份,关押约2个月后,被章啸衡保出,幸免于难。[16]在缉私方面,从1941年皖江抗日根据地创建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始终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由于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对粮食实行管控,不允许私自贩运,一些商贩包括当地农民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进行私下交易和偷运,屡禁不止。[17]还有一些商人为了逃避征税,特别是一些私贩特货(鸦片)的商人害怕被货管(税收)机构查没,经常趁黑夜躲在芦苇丛等隐蔽之处,企图利用货管人员深夜疲劳松懈或风高月黑之时撞过关卡,缉私工作就是查扣这些人及货物。由于这些人躲在隐蔽之处,有些人还携带武器,因此常有缉私人员遭到袭击受伤的情况发生。因为缉私工作主要由各地货管机构负责,这也成为护商队的经常性工作。
    情报交通也是护商队要开展的工作。护商队利用和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护商中建立的关系,开展情报和交通工作。如芮胜领导的护商队在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奉皖南支队的命令,利用在护商过程中与芜湖一些商人建立的良好关系,侦察芜湖沿江地区的敌情动态,准备接受皖南地区的日军投降。芮胜派原家在芜湖的护商队员,找到了烟台米业帮会、日本洋行里的中国职员及东亚内河轮船公司的一些水手和买办,掌握了日军在芜湖城内的部署情况,报告了皖南支队。
    在第七师准备接受驻芜日军投降的过程中,芮胜又奉第七师联络部的命令,把受降书送达驻芜日军和芜湖警备司令部,并和日军代表进行受降谈判。日军谈判代表为表示诚意,还将自己的佩刀送给了芮胜。由于驻芜湖日军最终接受冈村宁茨的命令,拒绝向新四军投降。新四军第七师随后发起围攻芜湖城的战斗,芮胜又率队先期到达芜湖河南地区,接应攻城的主力部队。接着,这支护商队又参加了接受澛港、繁昌、南陵、顺安、梨桥等地日伪军投降的工作,主要负责搬运物资。1949年9月下旬,皖南地区的党政军奉命北撤时,芮胜领导的护商队负责护送地方干部和部队家属,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8]皖江武装护商队就是这样一些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条件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皖江根据地经贸战线上的斗争做出了特殊贡献的队伍。1945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的结果,皖江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奉命北撤。至此,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护商工作和武装护商队完成其历史使命。
 
 

[①] 中共繁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红花山风云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9页;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二分会、巢湖市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七师》2005年内部出版,第352页;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编《抗日战争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18页。
[②]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皖江委员编《战斗在皖江》1998年内部出版,第225页。
[③] 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二分会、巢湖市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七师》2005年内部出版,第363页。
[④] 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中江潮»1987年内部出版,第220页。
[⑤] 蔡晓鹏《蔡辉甲全军的与富经济奇迹》载《铁军·纪实》2013年第5期。
[⑥] 《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7页。
[⑦]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战斗在皖江地区》1998年内部出版,第226页。
[⑧] 蔡晓鹏《蔡辉与富甲全军的经济奇迹》载《铁军·纪实》2013年第5期。
[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周云祥档案》。
[⑩] 中共芜湖市委统战部编《大江同舟》2004年第3期载《难忘的皖南岁月——采访老战士芮胜》。
[11] 中共繁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红花山风云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73页。
[12] 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二分会、巢湖市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七师》2005年内部出版,第231页。
[13] 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江烽火》1987年内部出版,第485页。
[14] 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 版,第125页。
[15] 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江烽火》1987年内部出版,第477页。
[16] 中共芜湖市委统战部编《大江同舟》2004年第三期载《难忘的皖南岁月——采访老战士芮胜》。
[17] 安徽省博物馆馆藏:《吕惠生日记》。
[18] 中共芜湖市委统战部编《大江同舟》2004年第三期载《难忘的皖南岁月——采访老战士芮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