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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亚在芜湖的革命活动及所用化名考
录入时间:2018-04-19 09:36:04
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芜湖是安徽省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素有“长江巨埠、皖之中坚”之称。同时,自辛亥革命运动到大革命时期,芜湖就是安徽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之地,革命运动的策源之地,有一大批著名革命人物曾在此活动。进入土地革命战争后,中共中央认为芜湖是安徽“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区域”。[①]先后在芜湖设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一届、二届)、中共安徽省委等全省党的领导机构及中共芜湖特支、中共芜湖市委、中共芜湖(皖南)特委、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中共芜湖临时中心县委等区域性党的领导机构,芜湖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中心。1930年、1931年,张人亚两次来到芜湖,先后从事为中共中央筹措经费和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中共芜湖临时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这两段经历,是张人亚革命生涯的重要部分,反映了张人亚在极其严酷环境中和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努力为党工作,展现了张人亚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本文除了重点叙述张人亚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经过,同时对张人亚在芜湖期间是否使用其他化名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张人亚第一次来芜活动的经过
    1929年7月,张人亚离开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主任的岗位,被中央派往外地,专门从事为中共中央筹集经费的工作。一开始张人亚是通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开展募捐方式筹集经费的。这种方式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为中央解决了燃眉之急,但金额毕竟有限,也非长久之计。1930年,张人亚来到芜湖,开办了一所金铺子(银楼),将江西的赣西南苏区、福建的闽西苏区等革命根据地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或没收缴获的金银,通过加工经营转换成现洋和钞票上交上海中央,为解决中共中央经费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②]由于张人亚当时到芜湖开设的金铺非常重要,应属于党中央的高度机密,所以知情人极少。从当时芜湖地方党组织的历史文件来看,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芜湖党史部门在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对当时在芜湖活动的中共党员采访调查中,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事。因此,张人亚在芜湖开设金铺子,从事为党中央筹集经费的活动是完全独立的,和芜湖地方党组织无任何联系。因此,目前能够掌握张人亚在芜湖开设金铺子基本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仅见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后的口供。他在口供中交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黄金---笔者注),再由在芜湖开发(开办---­­­笔者注)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六月由闽西南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〇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百两。由这两批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交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③]这段口供文字不多,也不能反映张人亚在芜湖开设金铺的详细情况,如店名、具体地点等,但还是透露出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从而知道张人亚曾在芜湖开设金铺子,专门从事为苏区向上海中央转送经费的活动,同时,转移的资金量也很大。通过其他资料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更多地了解当时张人亚为什么到芜湖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开设金铺子,以及张人亚在芜湖开展这项工作所经受的危险等情形。
    芜湖作为皖南的门户,在明清时期随着徽商的发展,工商业开始逐步兴盛起来。到了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882年芜湖米市正式开市,带动芜湖商业进入鼎盛时期,沿青弋江到大江口建立的十里长街成为当时商业中心。虽历经战乱,到1949年4月芜湖解放时的商业仍有82个行业,5427家商店(不包括小商铺),计有店员数万人。金铺子在芜湖属银楼业,芜湖最早的银楼开办于1864年,是宁波人朱锦棠投资纹银3000两,在下长街开设的宝成银楼。到民国初期,芜湖的银楼已有二三十家,其家数与当时的上海大致相当。其中有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庆宝、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雫;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等,其中又以宁波人开办的老宝成、老庆宝规模最大。芜湖的银楼基本分布在下长街、中长街和陡门巷一带。因招徕顾客的需要,所有的银楼店面都十分豪华气派。当时芜湖的黄金牌价根据上海黄金市场的价格来定(银价随金价变动),由银楼同业公会议定公布统一执行。如金价发生变动,上海方面会立即电告芜湖银楼同业公会。抗日战争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金价是稳定的,基本上在一两黄金可以换90元法币或30块银元左右浮动。
    浙江宁波人张人亚1913年就开始在上海老凤祥银楼当学徒,曾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一直到1922年10月离开。中共中央决定用开设金铺子的办法转送苏区交中央的财物,张人亚不仅熟悉这方面的业务,还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脉,肯定是最佳的人选。为什么有文章反映张人亚从1929年7月就已经离开内部交通科主任的岗位,到1930年才到芜湖正式开办金铺子呢?向忠发所说的“金铺子”应该是口语中习惯称呼,准确地叫法就是“银楼”。向忠发在口供中提到 ,仅他经手的两笔黄金就达2707两,当时折换成法币约24.36万元或现洋约8.12万元。如此大的黄金交易,不是一个小金铺子的日常经营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张人亚到芜湖开办的只能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银楼。如前文提及,开办银楼对场地条件、店容店貌都有一定要求,还要对如何接收苏区的黄金,如何把银元和钞票安全地送到上海中央,都必须事先做到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芜湖银楼应正式开办于1930年初这一段时间,张人亚作为银楼老板开始长驻芜湖。
    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金铺子”设在芜湖而不是其他地方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芜湖城市不大,不太容易引起注意;同时芜湖的银楼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可以消化从苏区送来的大量黄金;另外,宁波人在芜湖银楼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利于张人亚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圈子,开展业务;还有就是芜湖与上海之间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芜湖商界和上海一直有很紧密的联系,芜湖商家所售的货物,基本都是从上海进货,芜湖的许多商家都在上海设有行庄,把在上海购买的货物暂囤起来,再运至芜湖销售,这就极大方便了张人亚把苏区送来的财物再转运至上海中央,尽可能地减少了风险。
    虽然张人亚对在芜湖开设银楼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准备,由于当时芜湖正处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生存环境是十分险恶的。自芜湖成为安徽中共党的领导机构所在地以后,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高度关注和警觉,军、警、宪、特经常开展大规模的搜捕活动,不断有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党团员、进步人士甚至普通群众被捕的事情时有发生。在1930年张人亚长住芜之前,芜湖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事件就有1928年1月发生的“一·二七”事件,1928年10月发生的“第二次芜案”、任弼时在芜湖南陵被捕事件,1929年5月发生的“《新芜湖报》案”,1929年底发生的中共芜湖特支被破坏事件等,许多党的重要领导人被捕被杀。从向忠发的口供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张人亚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还是通过银楼的运作,把苏区送来的大笔黄金转换成现洋和钞票,再转送上海中央,很好地完成了为中共中央筹集经费的任务。
    1930年底至1931年初,中央调他重返上海,担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张人亚结束第一次在芜湖的革命活动。
    二、张人亚在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临时中心县委时期
    1931年6月,张人亚临危受命,再次被中共中央派来芜湖,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
    1931年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安徽省委和团省特委机关在芜湖遭到破坏,省委书记王步文等省委重要领导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原中共芜湖市委书记、省委常委郭春华召集会议,组成代省委,在中央正式决定下达之前,保证省委机构的运转。但是,由于安徽党内一直存在的宗派主义的斗争,导致的思想混乱和同志间互不信任,在这一特殊时期显示出了极大地危害性。其中一部分原在省委各部门担任中层领导的人,自行派出代表前往上海中央,状告代省委已被改组派、取消派掌控。因此代省委迟迟得不到中央答复,于4月底自行结束。
     1931年5月上旬,中央派邓小平来芜湖巡视党务,解决安徽党的领导机构问题。由于当时芜湖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邓小平无法正常开展活动,在芜湖数日便返回了上海。在这几天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一部分同志,召开了会议,成立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时工委”),作为安徽党的正式领导机构成立前的过渡机构。同时,邓小平要求省临时工委,对被他们怀疑为改组派、取消派的同志,要做深刻的考察,可以暂时不同他们发生关系,但不要急于处理。[④]就在邓小平刚刚离开芜湖,省临时工委就违背了邓小平的指示,将一些安徽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处理,并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由于没有能够参加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不了解省临时工委成立的真实情况,又自行成立了皖南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的组织,与省临时工委分庭抗礼,导致安徽党内思想更加混乱,组织严重分裂。
    为了解决安徽的问题,中央决定重建安徽党的领导机构。1931年6月初,中央根据原安徽省委实际管辖的区域仅限安徽长江沿线及皖南地区34个县(当时安徽全省共60个县)的情况,决定不再恢复省委,成立中共芜湖中心县委,领导原省委辖区内的党组织。中央同时决定,撤销省临时工委,解散皖南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开除皖南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几个主要成员的党籍。
    中共芜湖中心县委由张人亚、刘静波、谢节之、刘正、商惠来(商恩甫)5人组成,张人亚任书记。在张人亚的领导下,中共芜湖中心县委加强了对各地党组织的指导,努力改变安徽党内思想组织混乱的局面,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加强组织领导方面,中共芜湖中心县委摸清了所辖各地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当时中心县委所辖的34个县,党组织比较健全的只有20个县,其余14个县基本没有组织,个别县或有很弱小的组织和个别党员在活动,但与中心县委已失去联系。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指导,中心县委将组织较为健全、同上级机关有联系的20个县划为芜湖、安庆、屯溪、宣城4个巡视区,再派专人到各巡视区指导工作,同时将芜湖城内的党组织直属中心县委领导,并与从赣东北起义失败后撤退到徽州山区成立党组织的同志取得了联系。
    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芜湖中心县委成立后,立即派人去广德县指导皖南红军独立团工作,并数次致信广德县委,对其工作提出批评和要求,并为广德县委制定了具体的工作纲领和计划。后又派人到无为县,指导当地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和武装斗争。
    为了发展工人运动,中心县委恢复了与省委同时遭破坏的芜湖工人联合会,派中心县委委员、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商惠来任工联党团书记,恢复了在芜湖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和黄包车工人中的赤色工人小组。同时又派出专人到南陵县、繁昌县、潜山县、宣城县等地的矿山指导帮助当地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为了解决党内纠纷并对党员负责,中心县委经调查核实,认为组织皖南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不是反党的行为,而是一些同志在安徽省委被破坏后,在不了解省临时工委如何成立的情况下,为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成立的组织,决定重新恢复几位被开除出党同志的党籍,并给他们分配了新的工作任务。
在芜湖中心县委刚刚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都因遭遇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不利因素的阻扰,工作陷入极大的困境。
    外部原因首先是国民党加强了芜湖的白色恐怖。1931年6月,芜湖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军队对苏区的“围剿”,由党、政、军、警联合组成“剿共团”,进一步加紧了对芜湖的控制,到处搜查和捉拿共产党,导致中心县委委员刘静波、县委秘书工作负责人李合台被捕。再加上刘正被派往外地巡视,谢节之被中央调走,中心县委只剩下张人亚、商惠来,无法维持正常工作。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1931年7月,江淮暴发大洪水,安徽60个县全部遭受水灾。芜湖遭受的水灾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所有的圩口全部决毁,30余万亩农田被淹,中心县委失去了和外县的联系,芜湖市区的党组织和赤色工人组织也因为工厂停产歇业,无形消散。
    内部因素主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以后,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唯成份论”等“左”倾错误进一步扩大化,使党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同样也对芜湖中心县委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张人亚领导的芜湖中心县委还是尽可能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并要求下级党组织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左”的问题。同时,中心县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对防止“左”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最后成为中央决定改组芜湖中心县委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中央给中心县委的活动经费不能按时拨付,使得中心县委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如中心县委的印刷机构因此不能设立,形成中央文件无法翻印下发各县,各县党组织因此不能及时准确掌握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芜湖工人联合会也因为没有经费,无法开展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心县委在如何处理皖南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的问题上,遭到原省临时工委的一批人强力反对。这些人联名给中央写信,矛头直接中心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张人亚、商惠来和刘静波,并鼓动各县党组织不接受中心县委派去的曾参加皖南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的同志,导致党内的对抗与分裂。[⑤]为此,中央派巡视员真(“真”为代号——笔者注)来芜调查此事。中央巡视员真最后认可中心县委的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结果还是被中央否定。8月12日,中央在上海专门召开检查芜湖中心县委工作的会议,会议形成了《中央对芜湖工作的决议案》,不顾事实对芜湖中心县委的工作全盘否定,指责中心县委“与国际路线中央采取了标本式的两面派态度”。决定“改造中心县委,引进斗争的工农干部,来坚决执行党的正确领导”。
    会后,中央派巡视员陈文来芜对中心县委进行改组并指导工作。8月15日陈文到达芜湖后,发现确实如中心县委给中央报告的情况,大水淹没了整个城市,连通行都成了问题,除了中心县委机关本身,基层支部根本找不到人;由于缺少工作经费,中心县委一些重要的工作机构不能建立;同时除了张人亚和商惠来有比较安全的住所外,其余工作人员都没有安定的住所,使中心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决不是所谓的“怠工”。[⑥]随后,陈文召集会议,宣布将芜湖中心县委改组为临时中心县委,张人亚和芜湖工人联合会主席管志民(管昌仲)为县委委员,张人亚任书记。团临时省委书记张宅中作为团的负责人参加临时中心县委的一切会议。
    芜湖临时中心县委成立后,要求除机关技术人员外,其余的人都要深入群众,利用水灾问题充分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张人亚和管志民也装扮成小贩到群众中开展工作。同时对团临时省委进行改组,加强了党团之间的联系。8月27日,临时中心县委公开发布了《中共芜湖县委为水灾告民众书》。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临时中心又制订了两个月(9月底—11月底)工作计划,决定对日军占据满洲事件立即发出宣言;加强公开活动,建立满洲惨案后援会的群众组织;开展创建基层支部工作,建立赤色工会小组、互济会、妇女等群众组织;建立与宣城、广德、无为、繁昌、桐城等县的经常联系,帮助繁昌和宣城开展矿工工作;提拔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临时中心县委工作。
    由于水灾的影响,临时中心县委的工作推进还是十分困难。随着大水退却,道路通畅,临时中心县委加紧了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并派人到徽州的休宁、祁门、歙县、黟县、太平及泾县、石台、秋浦等县,将当地零散的基层支部和党小组建成组织系统,于1931年11月成立中共徽州工作委员会,为党在皖南的发展和创建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基础。
    1931年底,张人亚奉命离开芜湖,从上海转赴江西苏区,结束了他在芜湖的革命活动。
    三、张人亚在芜湖是否使用其他化名
    张人亚原名守和,字静泉。据《张人亚传》考证,张人亚在读书至上海银楼工作期间,名字用的都是张静泉。张人亚是他参加革命组织时自己改的,但起先在金银业工人运动中仍用张静泉这个名字,正式使用“张人亚”是在1924年成立浙江旅沪工会时,以后在工人运动中他就完全使用张人亚这个名字了。他还使用过其他化名,最多见的是“白青水”;其次是“张信泉”;还有“引川”、“梦亚”等。[⑦]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因公殉职后,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专门发表了悼念他的文章,标题是《追悼张人亚同志》,说明张人亚到中央苏区后,使用的仍然是“张人亚”这个名字。那么,“张人亚”也是他在芜湖使用的化名吗?
    我们研究张人亚在芜湖活动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张人亚”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完整地出现在同一份原始文献中,从中心县委到临时中心县委的文件里提到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称为“张同志”、“张书记”或“老张”,而中央视巡员陈文给中央的报告中,则始终称为“人亚”。一个是有姓无名,一个是有名无姓,可是合起来看肯定是张人亚无疑。
    但是,确定“张人亚”就是他在芜湖公开使用的化名,却存在两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一是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后,供出张人亚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情况。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准确掌握张人亚的姓名和曾在芜湖的活动情况,一定会通知芜湖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对张人亚进行抓捕,为什么张人亚几乎是在向忠发供出他的同一时间重返回芜,并在芜活动了近半年时间却安然无恙呢?
    二是1986年12月,当时的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办公室曾派专人到九江市找到原芜湖中心县委委员商惠来征集资料。在问到他是否了解张人亚时,商惠来却答复不了解张人亚这个人。[⑧]据当时中心县委留下的文件来看,商惠来是中心县委的主要成员之一,和张人亚工作关系十分密切,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近日笔者在芜湖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中找到另一位当事人回忆材料,终于有了可以解开以上疑问的一把钥匙。这份材料是1984年11月28日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访问张宅中的记录。在芜湖中心县委、临时中心县委时期张宅中一直在芜湖,开始担任团省临委书记,临时中心县委对团组织改组后,张宅中任团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并按照陈文的要求,以团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临时中心县委的每一次会议,所以同张人亚是非常熟悉的。据这份访问记录中张宅中的回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张执一”。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研究工作刚处于资料征集的起步阶段,在征集资料的过程中缺乏对地方党史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在采访过程中基本依靠当事人自己的回忆,许多问题在采访者没有深究下,当事人也只是点到为止。当时这些老同志年事已高,等后来发现问题再想深入了解时,这些老同志已经辞世,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商惠来、张宅中的访问记录中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张执一”就应该是张人亚在芜湖使用的化名,这样就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民党在芜湖抓不到“张人亚”,商惠来为什么不了解“张人亚”的问题了。至于陈文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张人亚的时候都是“人亚”而不是“执一”,这是因为张人亚曾担任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主任,他当时用的姓名就是“张人亚”,应该和同在中央工作的陈文很熟悉。陈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仍称呼他为“人亚”,既是一种习惯,也反映出他们之间熟悉甚至有点亲切的关系。
    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问,就是1930年张人亚在芜湖经营银楼期间,用的是“张人亚”还是“张执一”的化名呢?据笔者分析应该还是“张执一”。因为张人亚如果在经营银楼期间使用的是“张人亚”的化名,从他当时在芜湖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身份又是一间颇有规模的银楼老板,而芜湖当时仅是一座十余万人口的县城,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少,特别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熟悉他的应该更多,都会知道他是“张人亚”,即使他第二次来芜才化名“张执一”,仍然是很容易被认出并遭到逮捕。因此可以确定,“张执一”就是张人亚两次来芜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使用的化名。
 
(执笔:丁瑜) 
 


[①] 中共中央«安徽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决议»(1928年3月1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何立波《张人亚:第一部党章“神秘守护人”的传奇人生》,载《红广角》2014年第3期。
[③] 叶永烈著«陈云之路»,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2、33页。
[④] 《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报告》(1931年5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南陵县范先进同志给中央报告》(1931年7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⑥]陈文《巡视芜湖报告第一号》(1931年8月24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⑦] 张人亚革命事迹和调研组著《张人亚传》、学术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3-5页。
[⑧]《访问商恩甫同志记录》,原件存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