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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安徽省临委工作始末的回忆 ——访问龚德元记录整理
录入时间:2015-08-03 16:40:50
关于我在安徽省临委工作始末的回忆
——访问龚德元记录整理
 
    龚德元是1928年3月成立的中共安徽省临委委员,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安徽省唯一代表。1988年10月19日,我们对他作了一次访问。下面是访问后的记录整理。
    我叫龚德元,现居香港九龙,改名龚无为。1903年1月1日(即元旦,清光绪28年壬寅12月初三)出生,祖籍安徽省无为县。起小就过江到芜湖做工,后在河南西街一爿铜匠店当学徒。大约在1924年,芜湖二农的青年学生开办民校,宣传革命思想。我在这些青年学生的动员下,参加了民校识字班,也参加了游行、张贴标语等一些工人运动。因为我是手工业者,属工农分子,参加活动很积极,每次完成任务也很好,在1926年的7月、8月间,由二农学生王鸿猷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元月,我担任中共芜湖八间屋支部书记,曾发展笪大广、陈学民、孙文富、祁金标以及小名叫“蟹子“(笪大广弟弟)、”小麻子(姓蔡)、蒋××(蒋茂云酒馆工人)等人入党。我的职业乃是铜匠店工人。“宁汉分裂”以后,我在党组织(主要是青年学生党员)的教育下,在工人运动的实际争斗中,对革命道理慢慢地懂了许多,明白我们工人要翻身。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恢复成立。因为我是工人成份,被任命为委员,省临委负责人有尹宽(王竞博,任书记)、王步文(任常委、组织部长)、王教(任常委)等,部门负责人有龙大道(湖北人,是上海中央局介绍来的)、张继武、林之浦等。省临委成立之后,在芜湖本地成立二个区,即第一区、第二区。我担任第一区区委书记,是省临委的主要工作区,八间屋列入第一区。第二区好象只有机构,没有领导人。当时的机关没有固定办公地点。负责人在哪里,那里就是省委机关,要开会另找地方。当时尹宽住东门,王教住北门老浮桥,由他们两个主持省临委的日常工作。我是老芜湖,又有铜匠手艺,对芜湖熟悉,熟人又多,所以省临委的所有事务都由我负责安排。尹宽等在芜湖,包括后来任弼时同志来芜巡视工作,都是由我找地方安排住的。省临委筹备期间,3月份到上海中央局领取8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也是我去的。祁金标是裁缝,就在老浮桥南岸开个裁缝铺子,这里就是当时的省临委总交通站。祁金标名义是总交通员,但实际由我总负责。我就住在裁缝铺子后面的王源兴茶馆楼上。祁金标有事,只要走三丈多路就能到我家。
    1928年初,当中央通知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尹宽告诉王教,根据安徽省当时的党员数(共541人---笔者注),代表名额仅有1名(中央规定:以每500名党员选举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笔者注)。但中央给省委的信中,则要求安徽省选派三名代表参加党的“六大”。尹宽认为:安徽省目前政治环境较为险恶,而且省临委才恢复建立一个月,各方面工作尚在恢复整顿之中,要按照正常手续选派三名代表确实有困难。因此,尹宽和王教商议只派一名代表去出席“六大”。当时,党内强调工人成分,而我是个工人党员,尹宽说:代表人选中第一个有条件的就是龚同志。王教十分支持,马上告诉我。我有些顾虑表示不愿意去。我说:我没有文化,怕弄不清。王教对我说: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到那里能看到我们这里所看不到的新鲜事。你是工农分子,你去最合适,我想去都去不了。其实我也想去看看苏联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我答应去看看。
5月初,我到上海,经中央安排去了莫斯科。(关于安徽省代表出席中共六大的情况,笔者已撰写了专文,刊登在1989年《安徽党史研究》第三期上,此文从略)
    9月上旬,我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向留守中央的任弼时同志详细汇报了六大会议精神。此时,任弼时同志为解决安徽省临委的内部矛盾问题,正准备来芜湖巡视,因此我陪任弼时同志同行。到芜湖的第二天,就召开了省临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尹宽、王教、俞茂槐、林植夫、宋士英等十几个人。我在任弼时的指导下,传达了六大会议情况和政治决议案的基本精神,(该决议案,我在莫斯科开会时,大会要求我们把基本内容要点背熟,以便回国后传达。回国时大会的所有文件一份都不给带)。任弼时同志亦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省临委会议之后,负责人分赴各地进行传达。
    在芜湖,省临委决定召开一次党员大会,内容有两个,一是传达“六大“精神,二是研究在”双十节“举行一次工人罢工。这次党员大会是在河南观音桥附近观音庵里召开的。这一时期,省临委的几位负责人对尹宽不满,而对我很信任,他们希望我出来主持局面。这次观音庵党员大会就如何举行”双十节“罢工问题,我作了动员讲话。党员们对张贴标语有点怕,我就主动承担这一任务的组织工作。那时候发传单、贴标语的办法是,把传单摺好,到夜里悄悄地把它塞进人家的门缝里,塞了就跑。也贴一点标语,贴了就跑。很是危险的。由于传单、标语搞得很多,国民党出动很多警特进行搜捕。
    在“双十节“的前一天(实际是1928年10月7日---笔者注),我们的交通站(即祁金标的裁缝铺)被河南警察四分所的警察破坏了,交通员祁金标被捕。过了一会,警察又回来捕我。平时,我一般情况都睡在裁缝铺里面的房间里。偏巧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母亲见了对我说:“你回家去睡吧”。这样我就回家去睡了。半夜,我母亲突然来告诉我说祁金标被警察抓去了。我急忙从楼上翻窗出去,从隔壁的蒋茂云酒管屋上跳下逃了。随后转到老浮桥王教家,又通知尹宽,一起在外面躲避。警察到我家搜捕,因我平时有点警惕性,把标言、传单等宣传品塞在灶间的灶洞里,警察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就把我大哥抓去了。后来我们通过熟人作担保,又花了点钱疏通,加之警察局在我大哥身上也查不到什么证据,就把我大哥关了半个月放回来了。警察怎么知道我和我家住的地方呢?我就怀疑祁金标被捕后可能招供了。后来在报上看到国民党枪杀祁金标的判决书云:安徽省委总交通负责人“供认不讳,应予极刑”得到证实。(祁金标于1928年12月19日在安庆被国民党枪杀---笔者注)
    我们在芜湖隐蔽了七、八天,白天在旅馆里睡觉,晚上出来打听消息。这时党的活动经费没有了,尹宽又派我到上海去领,但没有领到。自从交通站破坏以后,我在芜湖再继续呆下去有危险,约十月底,省临委派我到繁昌荻港一铁矿,想在那里开展一些活动。这个铁矿是日本人办的,控制很严,群众基础差,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左右,根本无法开展活动。就写信给二农门房(这是我们的通信联络点),说“我要回芜探亲”。11月份就返回芜湖。因没有经费,我在上海往来芜湖的路上跑了几回,经费仍没有着落。那时,确是环境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的入党介绍人、二农学生王鸿猷动摇了,他找到我说:不干了!你们以后不要找我了,我也不会来找你们。他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二农也有几个团员脱离了团的组织。这时,我仍住在八间屋担任原职务,但下层组织几乎没有活动,省临委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活动下去。
    1929年初,党中央来信,要安徽省派三个青年学生去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王教说:“不如派你去学习”,我也很想再去莫斯科。经省临委表决同意,我在这年的年三十离芜湖到上海,春节后去了莫斯科。我在省临委的工作就此结束。       (郭淦春、杨默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