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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首次安徽之行经过及疑点考
录入时间:2015-08-03 11:29:39
作者:丁瑜
    1931年5月间,在中共安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安徽芜湖巡视党务工作,并指导成立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这是邓小平的首次安徽之行。关于邓小平来皖原因、经过,过去已有文章做过介绍,本文将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对这方面作些补充,使其更加完整,同时对个别细节上的疑点试作探析,以求更加准确。
    一、邓小平受命来芜的原因
    自1927年8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从武汉迁到芜湖,到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芜湖先后是两届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中共安徽省委、中共长江特委的所在地,其间还成立了区域性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代行省临委的工作职能)、中共芜湖特委。这一时期,芜湖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
    1931年4月6日,因安庆共青团组织负责人高翔、省委巡视员张照明、省委秘书长何冰心先后被捕叛变,供出40余人。国民党军警特务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将设在芜湖柳春园宛宅的中共安徽省委秘书处、设在吉和街朱家巷7号的皖南互济总会机关破坏,同时逮捕了省委书记王步文、省委常委兼芜湖工联会党团书记霍锟镛、团中央巡视员刘文等11人,中共安徽党组织在芜湖遭受了严重损失。
    4月7日,省委常委郭春华召集省委机关有关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代省委,郭春华为代书记,史秀锋为代宣传部长,赵凫为代军委书记,行使省委职能,同时派郭春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有关情况。郭春华到上海后始终没有回到芜湖,4月23日,代省委再派史秀锋到上海,请求中央派郭春华回安徽主持工作并解决代省委的活动经费。由于当时中央对安徽省党的领导机构另有考虑,郭、史二人未再返回安徽,代省委的活动到4月底自行结束。①
    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原因和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在安徽的影响,安徽党组织内部存在着较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在代省委成立后,这种矛盾更为激化。原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皖南互济会书记武英(武柏林)、芜湖市工联秘书刘震等人多次给中央写信,并于4日下旬派谢节之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认为代省委的一些重要职位被“取消派”分子占据,要求中央派巡视员来安徽指导工作。②安徽党的工作处在非常混乱的时期。
    1931年2月,邓小平在百色、龙州起义失利后,受红七军委派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然而,此时被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批评指责,对邓小平极其冷落,使他处在无事可做的状态,他要求回红七军工作的请求也未获批准。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巡视员,到安徽巡视党务工作。
    二、邓小平在安徽巡视党务工作的过程
    1931年5月上旬,谢节之在中央一位秘书的带领下,来到了邓小平在上海的住所。这位秘书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派他到安徽巡视党务工作的决定。④几天后,邓小平在谢节之的陪同下,乘船来到芜湖。谢节之先将他安排在一家饭馆等候,随后又将他带到了潇江路94号武英家中。⑤在其后的几天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了省委各负责人,召开了会议。在了解了安徽党组织被破坏的详细情况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安徽党务的意见,决定恢复安徽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委由武英、谢节之、刘震等人组成,武英担任书记兼皖南互济总会工作。⑥
    当时芜湖形势十分严峻,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邓小平的要求,临时工委的任务是“在新省委来到之前,它的责任性是代理省委工作并决定我们目前几点任务”,因此,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性质是安徽党的临时过渡机构。在讨论武英等人认为皖南几位县委书记有取消派、改组派嫌疑的问题时,邓小平则要求进行深刻的考察,暂时不和他们发生关系。⑦由于芜湖当时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邓小平在芜湖又仅有短短的数日,因此这是邓小平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特别举措,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在处理安徽党务的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
    5月中旬,邓小平从芜湖返回上海,并于同年7月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邓小平刚刚离开芜湖,武英等人就违背了邓小平的指示,作出了对皖南几位县委书记的处分决定,并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致使安徽党内思想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组织严重分裂。⑧同年6月初,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重新恢复建立中共芜湖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
    三、对于邓小平首次安徽之行几个疑点的探析
    邓小平首次安徽之行的背景及其在芜湖的活动情况,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已基本梳理清楚,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存在着疑点,现依据所掌握的有关材料,试作分析:
    一是邓小平来芜活动的时间。邓小平本人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1931年“约在五六月之交……命我到安徽省委(驻芜湖)去巡视工作,几天后我和这位交通同志们一块到了芜湖。”同时,有关的一些文章则说,邓小平是在1931年5月初到达芜湖。
    据1931年4月30日《安徽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谢节之此时仍在上海,要求中央派人到安徽巡视工作。这就说明,中央至少是在4月30日以后才作出了派邓小平来芜巡视党务工作的决定。同时据1931年5月23日《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报告》称:“巡视员返回,谅早见过”。因此,邓小平来芜湖活动的时间,只能是在4月30日以后,5月23日之前。
    依据上述材料分析,中央作出派邓小平来芜巡视工作的决定的时间,至少是在5月初,而邓小平本人在回忆中提到,是在接受通知后,过了几天后才和交通同志来到芜湖。据芜湖方志记载,1936年芜湖才开通到上海的火车,邓小平当时往返的交通工具应是轮船。按照当时轮船的速度,上海到芜湖为上水逆行,至少需要数天时间。而省临时工委5月23日的报告中称“巡视员返回,谅早已见过”。因此,邓小平在芜湖活动的时间,大致应在5月的上中旬最为接近史实。
    二是关于邓小平在芜湖所用的化名。1931年7月20日《谢节之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即派巡视员小萍同志随我去芜,调查一切事实”。1931年5月23日《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报告》称,“前次筱萍同志派来巡视时,该问题他是很知道的。”这两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小萍”、“筱萍”,现在都被判定为邓小平当时在芜所用的化名。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邓小平当时在芜所用的化名就是“小平”,谢节之等人当时只是知道邓小平化名的读音,否则就不会出现“小”与“筱”两种不同的写法。
    另据武英在1951年自传中提到,“王步文、史秀峰(锋)等先后被捕,未久,上海派有童蒙来芜……从行(重新)调整安徽工作,成立安徽临时省委(省临时工委)”。“史秀峰被捕”一说是武英的记忆错误,但是,此处的“童蒙”,应指邓小平无疑。但邓小平在芜是否用过这个化名,目前尚无其他材料佐证。武英作为一个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应予重视,有等进一步考证。
 
注释:
①《中共芜湖党史大事记》P137。
②1931年4月25日、1931年4月30日《安徽省委秘书谢节之给中央报告》。
③《百年小平》P61。
④《政治风云》P427。
⑤《武柏林自传》。
⑥⑦ 1931年5月23日《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皖字报告第二号)》、《武柏林自传》。
⑧《百年小平》、《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皖字报告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