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求鉴 当前位置:首页 >> 史志求鉴
党的群众路线是皖江军民克敌致胜的重要保证
录入时间:2015-08-03 11:12:44
无为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蒋克祚
    皖江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下的全国敌后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是皖江地区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则是组织和调动皖江民众团结御敌、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斗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国人同仇敌忾。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至1938年8月即先后占领了九江以下的长江沿岸及其附近的城市和集镇。皖中的无为、庐江虽偶有日军进犯,但尚未进驻,其两县境内还被国民党军队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所控制,仍尚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由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无为、庐江、巢县三县抗战入伍的青年,是皖中人民的子弟兵,所以深得本地区群众的爱戴与支持。当时共产党虽无政权组织,但这几县的党组织都十分健全,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号召各界人民积极支持抗战,因此深得民心。皖中地区的抗日形势蓬勃发展,其无为、庐江两县的县长均是抗日进步人士,区长、乡长大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特别是无为县,被省内的顽固派们惊呼为“共产党的状元县”。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的1940年4月20日,安徽省的国民党顽固派指使桂系部队二十一集团军一七六师一部和省保安八团、四团分三路突向驻防于无为县恍城地区的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及所属九团一部发起进攻。由于纵队主力远赴皖东作战,留守部队经一日激战后被迫撤往皖东定远、全椒地区,无为、庐江两县除少数党组织隐蔽留守外,皆转移至皖东。1940年7月17日,日军进占无为县城,国民党军队稍作抵抗便撤到庐江县境内。从此,无为县城及其要道的集镇均被日军占领,内室操戈致使无为县全境沦陷,广大人民惨遭日军的迫害和蹂躏,民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莫不极为愤慨。
    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责成四支队应“恢复无为县”开展敌后斗争的指示,自1940年9月起,便先后派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纵队部分武装和中共巢湖地委书记周新武及和含巢联合办事处主任后奕斋等由淮南抗日根据地返回无为县。由于国民党部队和国民党无为县政府退至庐江县,无为县已沦为敌占区,不愿甘当亡国奴的无为县广大人民群众见到真正抗日的党政干部和子弟兵的部队回到本县,莫不欢欣鼓舞。党、政、军干部也没有了因国共摩擦而“破坏抗战”之嫌,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建立区、乡政权,发展党的组织。1940年冬,中共巢湖地委改称无为地委,政权机关的“和含巢联合办事处”改为“和含巢无联合办事处”,共产党领导的区、乡政权普遍建立,江北游击纵队的部分部队也与无为地方抗日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其时境内的党政干部深入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深得群众拥护。可以说,此时的无为县真正是军民融洽,党、政和谐,群众热情高涨的抗日大好时期。除县城和几个主要集镇被日伪军占领控制以外,广大农村地区则是共产党的天下,日、伪军的小股部队也不敢轻易侵扰。新四军三支队见此形势,也于1940年10月派参谋长林维先率三支队挺进团由皖南进入无为,配合无为游击纵队“恢复无为县”和开辟桐庐地区的抗日活动。
    恰在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元月6日向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发起进攻,制造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早在1940年11月,为准备接应皖南新四军部队渡江北上抗日滞留在无为的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就奉中央命令组建了“渡江指挥部”。在皖南事变的危急时期,指挥部领导无为县党政机关,发动沿江广大群众,积极接应突围人员,先后有700余人到达无为。无为地方政府号召群众提供住宿,召集医生为病员治疗。当时正值春节前后,住在群众家里的突围人员莫不得到盛情的款待,使这些在皖南山区历经枪林弹雨和突围磨难的干部、战士们心灵上得到了极大的抚慰,就象回到了家里一样的温暖,他们的身心健康很快地得到恢复。1941年5月1日,由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皖南事变后突围至无为的干部、战士共1900余人在无为县白茆洲胡家瓦屋组建成立,曾希圣任政委,张鼎承任师长。同时,在和含巢无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也在白茆洲三官殿成立了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吕惠生任县长。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均已建立,从此,皖江即进入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正如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的“去年10月你们电谓巢湖、瓦隔湖间不过百里,通过甚难,但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
    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甚嚣尘上之时,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疯狂围追之际,无为县的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在党、政组织领导之下,不顾身家性命义无反顾地营救突围人员,积极支持、拥护成立第七师和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呢?这就是当时的群众基础、人心背向。自“七·七”事变后,无为县的党组织得到恢复,他们深入群众,发动人民抗战救国,因此深得民心。而国民党顽固派处处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好局面,甚至后来发动“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因此违背民意,遭到全国爱国同胞的反对。从无为的抗日游击区到皖中抗日根据地,最后发展到中共领导的全国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的必然结果。
    二、关心群众,改善人民生活
    皖江抗日根据地自创建、发展之后,皖江区党委和皖江行署把群众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群众利益得到保障,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他们才更能有效地支援部队与日伪军作战,家乡才能得到保护,人民才能不受日伪军的侵袭和蹂躏。如何能发展根据地、改善群众的生活呢?皖江地区的党政机构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之后,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以下诸方法和措施。
    1、兴修水利。皖江地处长江两岸,多湖、泊、河、塘,圩田常遭水患,土地虽肥沃高产,一旦堤倒圩破,甚至家破人亡,而一些山区又因常闹旱灾,种下的庄稼也时常颗粒无收。皖江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深知搞好水利建设是关心民生以至涉及根据地的繁荣昌盛的大问题。在根据地创建之初,各级政府就建立了水利委员会,统筹农田水利工作,后在财力并不十分富裕和日伪军还时常袭扰的情况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仍带领群众大力进行水利兴修工作。据1942年5月统计,山区挖掘塘堰已达3600多个,圩区兴修堤埂多达68000多丈,此举得到了各阶层群众的普遍拥护。而1943年开工兴建的无为县黄丝滩水利工程更是动员了数县21万民工,费时3个月,完成44万多立方,新建堤长15华里的大型水利工程,后为表彰行署主任吕惠生在修堤工作中的功绩,被命名为“惠生堤”,此堤直至今日,仍是七县一市300多万人、300多万亩良田的防洪屏障。在1942年后的三四年时间中,根据地内的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还组织高安、孙村等地农民修建了沿江的高安闸,修固了九连圩。沿江行政办事处还带领群众在晏塘乡修建了长征圩水闸,无为县还重修了受益田亩达30万亩的季家闸、陈家闸、黄树闸。和含抗日民主政府带领民工兴修了白渡河水利工程。湖东县、临江县各地党委、政府也都带领群众大修山塘水坝、开挖新河,使各地的水利状况大为改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千百年来农民深受水患之害。而在战争紧张的环境中,根据地的各级党政机构还领导农民进行水利兴修,保障了良田的丰收,发展了皖江地区的农业经济,人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因此根据地内抗日事业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2、开展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在皖江抗日根据地里进行的一场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斗争。从1943年开始,一个有领导、普遍深入地减租减息运动便在皖江地区广泛地开展起来。
    为了发动群众,推动减租减息工作的开展,皖江区党委、皖中行署和新四军第七师即有计划地从地方和部队里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减租减息气氛。但这种对农民十分有利的工作,一部分农民们一开始并不十分积极,而且有所顾虑,他们认为土地本就是地主的,他们租种田地,天经地义要交纳租子,还唯恐以后地主秋后算帐。地主们当然知道这将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抱着十分抵触的情绪,少数不法地主有的告状,有的威胁佃户,有的对佃户采取拉拢手段,有的甚至扬言把租给佃农的土地收回,于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贯彻到减租减息工作的始终。
    各工作组在深入群众的宣传工作中,了解了本地地租状况,也获知了佃农们的思想情绪,于是联系实际和农民讲解农民和地主谁养活谁的问题,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征求农民们意见,制订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减租减息法令和具体规定,以及租额和利息的计算方法、评租委员会的建立等技术问题,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群众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便由不积极转到拥护、支持减租减息工作的开展。
    为了调动根据地里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各工作组也在农村中对地主、债主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明国难当头,只有佃户、债主们日子得到一些改善,他们才能有抗日的积极性。同时和他们说明减租、减息也有一定的幅度和限额,并不使他们的经济利益痛遭损失,而且每个乡的评租、评息委员会不仅有佃户、债方人员、地方参议会、乡政府负责人参加,也吸收少数地主、债主们参加,他们也有说话和反映本阶层人士心声的权利。
    经过几年的反复斗争、实践,皖江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农民们减轻了负担,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对抗日民主政府信任,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各级地方组织,也依据政策动员佃户向地主交租,向债权人交一定的利息,对一些拥护减租减息的地主,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收入。这样,在减租减息中同时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利益,团结了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共同抗日,把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3、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皖江地区在民主政权建立以后,虽然实行了“二·五”减租,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还需交纳租、税,同时,日伪军也还不断下乡“扫荡”、抢粮,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仍然负担较重。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竭力反对那种“不顾人民困难,只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做法,指责“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故尔于1943年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皖江区党委和皖江行署在走访人民群众、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后,决定除努力增加生产、发展经济外,还必须重视从各个方面减轻群众负担。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政策,七师部队和皖江区党委、皖江行署机关尽量节减机关、部队的经费开支。据有关资料统计,七师部队和皖江区党委、行署的党、政、军机构,脱产人员占当地农民总数不到2%(上级规定为2-3%),低于当时上级规定的标准。皖江行署和各级政府还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将群众的负担纳入法制轨道,对农民除了征收田赋以外,不再另收其它赋税。这些政策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普遍拥护,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
    皖中行署和七师司令部还对珍惜民力、禁止随便使用民夫做了明确规定,非紧要备战或运输原料及其它不得已的情形,不得动用民夫。
为了配合减轻群众负担,七师部队也掀起了生产热潮,部队的干部、战士在战斗的间隙和军事训练后,立即投入开荒生产,种植杂粮蔬菜、养猪养鸡。仅1944年一年里,地方上划给军人开垦的荒地,无为县即达1200亩,湖东县1000亩,和含地区500亩,沿江支队还开办了作坊、合作社。部队通过生产,各部队的蔬菜基本都能自给,粮食也能部分自给,这不仅改善了部队干部、战士的生活,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加强了军民关系,而且对于战胜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解决部队的供给困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党、政、群机关中,机关干部也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以生产收获弥补供给的不足,减压轻群众的负担。1944年,皖江行署规定每个机关干部要开荒5分至1亩,每人要种蔬菜7厘,以供本机关食堂用。行署秘书长郑日仁带头上山挑柴1700斤,无为县长陆学斌也带领县委、政府全体干部到山里挑柴供食堂烧用。
这些经过群众路线、深入了解干群实际情况后而制定出的减轻群众负担的措施,深得广大干群的支持与拥护,因而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强各阶层团结,把抗日的人、物力积聚起来,以便有足够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依靠群众不断扩大抗日武装
    皖江抗日根据地东近日伪军占领的南京、芜湖等重要城市,日伪军“扫荡”不断,西邻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大别山腹地,顽固派的军队也常对根据骚扰侵袭。南、北虽与新四军第五师、第二师相连,但也时常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桂系军队所破坏。所以皖江抗日根据地能在安徽的长江两岸地区创建、发展,确实是非常的不易。创建初期,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是隐蔽发展,不求一时打大伏、打胜仗,只能积小胜为大胜,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深入于人民之中,逐渐发展壮大,作用甚至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
    还在皖南事变前,无为地委和无为县县委与区乡政府就发动渔民、船工筹集船只,准备运载渡江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事变后,接应渡江指挥部动员渔民、船工带船到皖南的长江南岸,要求他们只要发现有人要过江,不论何人何时及其穿戴(当时不少突围者都化装潜行),都要及时运送过江。从皖南突围先后到达无为县的700多名干部、战士都是经过这些渔民、船工之船运至江北的。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围追堵截之下,他们冒着杀头的生命危险,为后来组建的新四军第七师部队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先后突围的700余人到达江北后,无为县委及区乡政府动员沿江人民群众把他们接到家里,给他们置换衣服,保障吃住。当时的县委要求每家记住人员吃住的天数、钱款,将来由地方政府付给经费。据时任无为县委书记的胡德荣回忆说,在此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没有一户向地方政府及县委报过账,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使部队渡过了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岁月。
    由于党的抗日主张深得群众拥护,因此人民也就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去支持,保护这些抗日的子弟兵。1943年春天,七师师直党支部书记吴志坚(女)到无为县仓头附近的农村去进行宣传工作,结果被汉奸发现报告了仓头据点的日军,日军迅速向这些村庄进行“扫荡”,妄图抓住这名剪着齐耳短发十分好认的“女共军”,当时农村妇女皆梳“巴巴头”,没有剪短发的。紧急之下,乡妇救会分头通知这几个村庄的所有妇女,把“巴巴头”全都剪成短发。日军在村庄四处巡查,只见妇女皆是短发,没有发现特殊的人,终于使这名女干部躲过了风险。1943年4月,日军6000余人对皖江根据地的中心区恍城山区大“扫荡”,由于日军此次行动极为奸诈、迅速,他们不要伪军参加,使七师部队安插在伪军中的情报人员未获得消息,因此除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分散突围之外,一些人员便隐藏于群众家中,就连时任皖江区党委书记、七师政委曾希圣和来皖江检查工作的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也未能跳出包围圈,由山区群众将他们引入银屏山中仙人洞里进行隐蔽,终于脱险。
    在七师成立后的几年中,虽然日伪军不断“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经常制造摩擦,但是由于依靠了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七师部还是迅速地得到发展壮大。1941年5月1日七师成立时仅有指战员1900余人,至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就发展到4000余人,地方武装也有2300余人,同时还有民兵22000余人,短短半年,可见发展之快。
    当皖江抗日根据地各地方政府建立之后,党的各项政策也得到了实施和完善,人民(特别是农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生活上得到改善,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也普遍地得到了提高,因此,抗日部队建设也就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43年3月,七师主力部队已发展成4个支队(相当于旅的建制),兵力达8477人,地方武装3000余人,民兵则就更多。1944年秋冬,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对日军大反攻,皖江抗日根据地内掀起了参军热潮。在“抗日保家,参军光荣”的号召下,各地党委、政府大力发动宣传,大批青年踊跃报名,跳光荣台,争相入伍。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事例屡见不鲜。和县孙家庄一村就有几十名青年报名入伍,铜陵的一个矿山就有300多名青年参军,湖东县四个乡就有700余名青年进入了部队。至1945年对日军大反攻前,七师主力部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兵员的增加,军事力量的增强这为反攻日军、收复国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通过1945年夏秋对日军大反攻和军事胜利,第七师部队又进一步地得到发展,至1945年9月北撤前夕,除了由苏北调防到皖江地区,划归七师建制的第三师独立旅外,第七师的兵力已达了30000人。第七师部队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拥护,已成为一个能够攻城略地、克敌致胜的威武之师了。
    皖江抗日根据地从最初只有几块游击区,发展到地跨安徽长江两岸、直到江苏省的江浦县、江西省的彭泽县,达30余县,面积达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余万的抗日根据地,这主要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民心、顺民意,因而得到沦陷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而发动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则是根据地和七师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