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科 当前位置:首页 >> 党史百科
安徽早期全省及中心区域 中共领导机关在芜湖的设立与活动
录入时间:2020-12-21 09:06:09

 
                  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课题组
 
     摘要:1927年8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一届)从武汉迁至芜湖,安徽境内第一次有了领导和管理全省各地中共组织的机构。之后,在芜湖先后成立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二届)、中共安徽省委等中共安徽省的中心机构,还相继成立了中共芜湖特别支部、中共芜湖市委、中共芜湖特委、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中共芜湖临时中心县委等党的区域性的领导机构,芜湖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早期安徽省中共核心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党在芜湖领导和组织发动安徽全境或中心区域的革命运动,使得芜湖成为这一时期党在安徽一个最重要的区域。
 
       关键词:芜湖  安徽省  中心区域  领导机构  革命活动  沿革
 
    从1923年开始,到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件这段时间,安徽的安庆、芜湖、寿县、阜阳、蚌埠、六安等共有16个地方先后成立了中共地方组织,但全省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和管理各地中共组织的核心领导机构,如安庆、芜湖、南陵等地的中共组织,都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安徽参会代表提出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提交中共中央批准后,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以下简称“省临委”)。5月下旬, 省临委在武汉大智门和平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省临委的建立,第一次为全省确立了中共组织的领导核心。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武汉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合流,国共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武汉的环境日趋险恶,省临委必须撤离。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芜湖是安徽“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区域”。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芜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雄厚的革命力量,以及特殊的区位优势。
1927年8月上旬,省临委部分人员到达芜湖;9月,省临委工作机构基本健全,正式开始工作。至此,中共在安徽境内第一次有了一个领导全省党组织的核心机构。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省临委;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在芜湖重建新的安徽省临委(二届);1929年5月二届省临委也被撤销,中共中央决定把安徽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等4个中心区域,在芜湖成立中心区域领导机构中共芜湖特别支部(简称“芜湖特支”);1929年底,中共芜湖特支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在芜湖建立中共芜湖市委,又称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仍然是中心区域领导机构;中共芜湖市委成立于1930年3月,同年9月又根据中央的决定与群团组织合并,成立皖南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特行委”):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特行委被撤销,1939年10月,成立芜湖特区委员会(简称“芜湖特委”),又称皖南特委。这些都是中心区域性质的中共地方领导机构。
    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是安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全省中共领导机构。同年4月,安徽省委遭到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安徽党的领导机构,6月初,在芜湖建立了中共芜湖中心县委,领导原来属于安徽省委管理的区域;7月,又将芜湖中心县委改组为临时中心县委。1932年初,芜湖临时中心县委被破坏以后,芜湖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全省或中心区域党的领导机构所在地的历史到此结束。
   本文以时间为序,对上述中共组织在芜湖设立的经过、主要活动及沿革过程进行逐一叙述,力求真实重现这段芜湖的重要历史。
   一、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一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安徽各地中共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为重新组织和发动革命力量,迫切需要建立全省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领导和推动安徽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工作,复兴安徽的革命运动。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指示安徽参加会议的代表柯庆施、周范文研究并提出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向中央报告。中央随后批准任命柯庆施、王坦甫、王心臬、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等7人为省临委委员,柯庆施任省临委书记。5月下旬,安徽省临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武汉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批示,讨论恢复全省各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创造条件回安徽开展工作等问题。会后,省临委即派出部分同志先期回到安徽各地,在农村开展恢复组织,发展农运工作。在城市的主要任务则是领导工人和店员进行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斗争。同时联系安徽在武汉的同志,并进行登记,着手重建全省各地党的组织。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后,武汉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同年8月初省临委从武汉迁至芜湖,省临委机关设在距芜湖市区10余华里的澛港镇新民中学内。省临委迁到芜湖后,在执行委员会中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3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王心臬负责宣传。
   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建立和迁芜,标志着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次有了统一全省的领导核心。
   省临委刚到芜湖时,只来了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3个人,因此本身组织机构非常简单,开展工作也十分困难。9月以后,周范文、郭士杰、李宜春相继来到芜湖,省临委工作机构才基本健全。省临委决定对各委员工作重新分配,郭士杰任组织部长、王心臬任宣传部长,周范文负责民运兼农运,柯庆施任秘书(书记)兼工委书记。李宜春为皖北特派员(驻寿县),王步文为皖中特派员(驻安庆)。1927年10月,省临委机构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由柯庆施、王心臬、郭士杰组成常务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兼农运,王心臬任宣传部长兼工运,郭士杰任组织部长。同时任命王同荣为秘书处秘书;朱世珩为组织部秘书,兼负芜湖市的责任;阮淑兰为妇女部秘书兼会计;徐作兴为宣传部干事。
   省临委到芜湖后,开始恢复和重建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并首先成立了中共芜湖县委。到1927年8月中旬,省临委在宿县、寿县、六安三县成立了临时县委,另外在南陵等8个县成立了特支,宣城等4个县设立了通讯处。同年10月,省临委所属的各地党组织发展为一个市委、3个县临委、2个特区委、8个特支、6个通讯处,全省党员200多人。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大力发展党员,是省临委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
    9月初,省临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安徽省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为恢复整顿各级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发动工农运动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组织工作方面,《纲要》首先要求各地党组织成立审查委员会,对所属党员进行重新登记,严格审查每一名党员。
   在宣传工作方面,《纲要》强调将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中的农村政权为宣传工作的中心议题,让农民明白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的意义。特别要利用当时水旱灾害欠收、农民破产的有利时机,提出抗捐抗税和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引导农民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
   在农民运动方面,《纲要》针对大革命时期安徽农民运动开展得不充分、发展得不平衡的特点,要求将已有一定农民运动基础的宿县、寿县、芜湖、旌德的农民协会尽快整顿恢复,开展活动。同时指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因此迫切的问题是组织农民武装。各地党和农协应采用各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自己。
在工运方面,《纲要》提出要全力注意芜湖,先将芜湖、安庆的产业工人、交通工人及电灯、电话、邮政等工人秘密组织起来。省临委决定,全省工运从安庆、荻港、大通、芜湖四地着手,并首先在芜湖秘密组织了芜湖工会联合会。 
    在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面,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10月下旬,省临委连续召开第二十二次、二十三次、二十四次常委会和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和组织建设等重要事项。会议认为,农民武装暴动应在远离中心城市,农运基础较好,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和具有多山地理优势的地方首先进行,因此确定以六安为中心为安徽第一暴动区域,首先在皖西地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这一基本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决定,由于党内很快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而没能得到完全执行。
   1927年10月、11月,中央巡视员尹宽两次来到安徽。他巡视后认为,安徽的党务工作没有起色,省临委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影响安徽工作的开展,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192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尹宽的报告,决定解散省临委。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安徽省临委3条决定:1.安徽省临委暂时解散,在1928年1月20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委;2.派尹宽为中央特派员到安徽巡视工作,组织全省代表大会;3.在省临委解散期间,由芜湖县委代办中央与安徽各地党部的交通事宜。
 
    二、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二届)
    中共中央在撤销省临委时就决定,安徽省在1928年1月20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安徽省委。直到1928年2月,尹宽在巡视芜湖、安庆、六安等地后向中央报告,认为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条件还不成熟,仍应由中央指派负责人重建省临时委员会。
   经中央同意,1928年3月中旬,以尹宽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二届)在芜湖成立。省临委由尹宽、王步文、王教、龚德元和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姓名不详)5人组成,并由尹宽、王步文、王教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7月,芜湖市委书记朱世珩被增补为省临委委员。
   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为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对党造成的危害,发出《全国政治状况和各省的工作决议》通告,承认党内存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要求各地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和暗杀主义。同年六七月间,省临委接到中央通告。由于尹宽认为安徽不存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将中央的通告不向下级的党组织传达,致使安徽仍有盲动错误发生。因此,尹宽与省临委组织委员王步文产生巨大矛盾,并和芜湖市委产生严重分歧。同时,党内同志对尹宽在工作作风比较武断、经济上不公开也有很大意见。尹宽本人也开始称病住进医院,造成省临委工作实际上已经瘫痪。安徽党内极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到芜湖巡视,解决安徽问题。
   任弼时到芜湖后,于8月22日在芜湖东门外一个叫“出世庵”的庙里召集省临委扩大会议。随后,任弼时又在芜湖多次召集会议。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任弼时在芜湖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将对省临委工作批评警告及解决风潮的办法进行报告。9月28日,任弼时将这一决定通告中央。10月5日,中央复函任弼时并转省临委,同意这一决定。
   但是,安徽党内的矛盾并未就此解决,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到1929年初,芜湖市本地的党员“除掉被捕及自动脱离的外,其余的悉被省委开除了。”安徽各地党的负责人也纷纷给中共呈送报告,反映尹宽和省临委在工作中的错误。省临委原计划在1929年2月19日在芜湖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安徽省委,也因为意见分歧严重,导致举行代表大会的计划被取消。
   为了尽快彻底地解决安徽问题,1929年3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项英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安徽工作会议。根据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中央在确定了安徽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措施之后,同年5月,中央再次在上海举行安徽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取消省临委。
   5月24日,中央给安徽各县委、特区委发出指示信。信中在指出安徽党的严重问题后,确定安徽在工作发展上、在组织路线上,都有改变组织的必要。中央决定:1.暂时取消省委,由中央直接指导各重要区域的工作;2.健全地方党部尤其中心县的工作,由中心县指导和帮助各县工作的发展;3.中央派巡视员帮助各地方党部工作的建立与推进;4.深入群众之中,在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真正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给安徽的指示信正式告知各县委和特区委,自本月起停止省临委的职务,将安徽划为芜湖、安庆、六安(将来移到寿县)、阜阳4个重要区域,建立中心党部,归中央直接指挥。其中芜湖为特别支部,安庆、六安为县委,阜阳为临时县委。同时,中央派出巡视员二人,一人以芜湖、安庆为中心,巡视沿江一带的工作;另一人以六安、阜阳为中心,巡视皖北各县的工作。至此,芜湖市党组织成为中心区域的领导机构,工作范围开始扩大。
 
   三中共芜湖特
   根据中共中央5月24日的指示,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成立,特支机关设在芜湖市井儿巷一号。芜湖特支对所辖各县亦称芜湖中心县委。特支书记由原二届省临委秘书长宋士英担任。宋士英同时兼任组织委员,刘仿鼎(逢鼎)、王教任特支委员。刘仿鼎负责特支的宣传工作。芜湖特支成立后,在市区恢复了店员、第七中学和柴行3个支部,在芜湖县的万春乡成立了一个支部。8月,时任中央巡视员,负责芜湖、安庆沿江一带地区巡视工作的王步文将王教调离芜湖,另派王亚梅来芜担任特支委员,同时将支部改为小组。
   芜湖特支成立后,就将职工运动作为当前唯一的工作中心,并制定了以裕中纱厂、海员码头、大昌火柴厂、铁厂、面粉厂、人力车夫为运动中心的工作计划。在农运方面,则从芜湖的近郊着手,发动万春乡的农民抗租斗争,在石硊一带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当时,芜湖市相继发生市民“张学亮被英兵殴毙”、驳船工人“麦义隆为日水兵殴伤”、“水陆劳工游行示威”等重大事件,特支抓住机会在市区大量散发传单和宣言,号召广大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改组派,反对军阀战争。
   特支成立不久,又和所属无为、南陵、合肥、宣城各县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开始指导工作,并专门设立了交通处和通讯处。同年秋,宋士英亲往无为县巡视工作,对无为县党组织发动禁止大米外运斗争作了具体的部署和要求。
   正当芜湖特支的工作刚刚步入轨道,1929年底,芜湖发生兵变,石友三军队五团、六团相互打了起来。几天后,打赢一方的军队在芜湖市区开始搜查败兵和武器时,突然闯进特委机关。当时刘仿鼎正在整理特委的文件,因事发突然,来不及收藏,被前来搜查的士兵发现。一开始这些士兵没有读懂文件,只是有些怀疑。他们在离开后,又突然返回抓人。这时刘仿鼎、宋士英已先后逃脱,国民党军队将宋士英的妻子连同不满4个月的儿子带走。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宋士英的妻儿得以释放。宋士英逃脱后去了上海中央,芜湖特支就此消失。
 
   四、中共芜湖市委
   中共芜湖特支消失后,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史秀峰来芜湖,建立了中共芜湖市委。中共芜湖市委对外亦称芜湖中心县委,同样负有指导原芜湖特支所辖无为、南陵、合肥、宣城各县党务工作的职责。史秀峰任市委书记,裕中纱厂工人王福之和舒某某(名不详)担任市委委员。
   史秀峰来芜后,开始寻找旧的线索,由于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进行得十分困难,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只找到了3名老党员,另外在裕中纱厂、工职学校各发展了2名新党员,成立了裕中纱厂和工职学校两个支部。
芜湖市委在组织发展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在芜湖市区,市委组织发动纪念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为此,市委专门制定了《红色五月行动纲领》,发出了“紧急通告”,号召广大群众上街游行,并在益新面粉厂发动“提前分红”的斗争,以充实这次活动。由于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宣传的不充分,特别是组织内部意见不统一,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斗争计划无果而终。
    在指导所辖各县的工作方面,芜湖市委成立后,派原共青团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郑钧安前往旌德巡视工作。郑钧安在去南陵途中的小轮上被捕,被解送芜湖关押。党组织经多方营救没有成功,郑钧安随后又被押送南京受审,同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4月间,市委派中央军事科芜湖道军事运动特派员赵夫(赵凫)到南陵,将南陵县的党组织进行改组并加以整顿,同时和宣城、繁昌、无为的党组织也开始发生联系。但是,市委的基本情况还是非常混乱,主要是市委委员王福之因个人的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开始消极怠工。不久,姓舒的市委委员也因为失业返回家乡,致使市委工作无法正常进行。4月下旬,南陵县委组织东西乡农民开展“借粮”斗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中共南陵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同年5月17日,中央巡视员王步文参加了市委扩大会议,检查五一游行失败的教训。随后,王步文对市委进行调整补充。调整后的市委委员为史秀峰、冰心(何秉新、何冰心、厉石青)、詹洪(志超、一鸣)、王福之。冰心任书记,史秀峰负责组织,詹洪负责宣传。不久,市委在王步文的主持下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决定开除王福之的党籍,补充书子芳(苏和)为市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周心抚为候补委员。由冰心、史秀峰、书子芳3人组成市委常委会。同时,市委的工作机构也逐步健全起来,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士兵运动委员会。同时,市委为了加强和团、互济会的联系,针对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由党、团、互济会联合组成了秘密的工作委员会。针对当时党员队伍参差不齐的状况,党、团、互济会还联合组建了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政治教育,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同时,党、团、互济会还组建了党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赤光报》。
   随着市委的领导和工作机构的健全,芜湖的基层党组织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7月,芜湖市直属市委管辖的支部共有7个。
在芜湖市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加强后,职工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市委首先扩大了职工委员会的组织,同时针对不同工厂行业不同经济要求,来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并首先在益新面粉厂取得成功。
   在农民运动方面,由于当时芜湖地区农村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1929年到1930年间,芜湖相继开通了至南(京)宣(城)广(德)无(为)的公路,商品与原料的输入输出,顿时方便百倍,芜湖及周边各县城的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各县有实力的地主豪绅,开始走出农村发展实业。他们募资集股,组成各种公司,或在城市集资建房出租,一时间把农村的财富集中到了城市。地主豪绅的政治力量随之扩大,他们组织自卫团武装,在大的城镇有千余之众,中等的三五百名,小的城镇也有一二百人的武装。为了防共反共,他们在大的城市实行联保制度,小的城镇实行人事登记,互相担保。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当局勾结在一起,常借“匪”的名义残杀工农群众,又时常借“清乡肃匪”欺诈农民,强迫农民承担各种捐税,借开垦修路名义强占农民的土地,使农民无法生存下去,被迫发起反抗斗争。在芜湖的周边各县,时常有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开展包围政府,强抢米行,杀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喊出“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并到处张贴“拥护革命的共产党”“欢迎红军”“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标语。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多次派人到万春圩活动,在建立了万春圩士兵支部之后,又恢复了万春圩原有的6个农村党支部中的4个,建立了新的农民协会,组织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
   市委对各县的指导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为了加强和各县的联系,市委开始建立芜湖到各县、各县到芜湖,以及芜湖本县和各县自身的交通网,同时建立了芜湖总发行处和各县的发行分处,及时地传达中央文件和市委的指导意见。市委由于缺少人手,无法派巡视员到各县巡视,又确定了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整个芜湖区工作的部署和推动。6月,无为县发生烧当铺事件,芜湖市委立即致函无为县委,具体指导斗争的发展,并就如何引导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作了具体指示。为了推动宣城和繁昌两地矿工运动的发展,市委还决定在宣城和繁昌两地建立矿工直属支部,由市委直接领导,当作芜湖区的中心工作来做。同年秋,市委派黄革非赴繁昌,在桃冲矿成立了中共繁昌县委员会。
   这时,芜湖市委所辖各县从无为、南陵、合肥、宣城扩大到繁昌,郎溪、旌德、巢县、含山等地。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对芜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党内,芜湖党组织多次通过决议,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所谓“右倾错误”的斗争。在社会上则指示团组织和赤色工会在“五一”“五卅”“八一”等纪念日公开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次发动“飞行集会”。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在芜湖实行严密的控制和反动势力的强大,芜湖党组织发动的各种斗争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反之,党组织却一再遭到破坏,损失惨重。
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李立三等人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全国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同时把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0年9月,芜湖市委与群众团体合并,成立皖南特别行动委员会,隶属于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中共芜湖市委不复存在。
 
    五、中共芜湖(皖南)特区委员会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急剧发展,使党和革命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1930年9月24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各级行动委员会被撤销。193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江南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同时决定在安徽境内建立长淮、皖北、芜湖3个特区委员会。
   芜湖特委辖无为、宣城、南陵、广德、郎溪、含山、繁昌、铜陵、巢县等地的5个县委和6个区委,共有党员700余人。芜湖特委委员由王步文、史秀峰、霍锟庸(霍锟镛、何述文、何昆荣)、厉冰心担任。王步文为书记,史秀峰任组织部长,霍锟庸任宣传部长。芜湖市区的10个支部直属特委领导。
芜湖特委成立后,加强了宣传工作,编印了《皖南红旗》和《芜湖工人》两份报纸,每星期各出版一次。同时,特委将党中央的告群众书、各种布告和宣言进行转印,散发到群众中去。并决定从11月25日起,在芜湖与所属各县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进攻红军的宣传。
   特委对群众团体工作也有所拓展,专门成立了妇女运动工作委员会,妇委会又成立了公开的组织妇女互济会,开始筹备妇女平民学校,并派专人到裕中纱厂去开展妇女工作。与此同时,成立了共青团芜湖特委,将所属各县的党团组织进行了划分,使得团组织从党组织分开,开始独立活动。
组织发动武装暴动是这一时期特委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特委成立了“广暴委员会”,召集各革命群众团体与学校工厂的代表参与筹备工作,并对所辖各县发出广暴工作通告和宣传大纲。11月下旬,当广德暴动的红军武装出现困难局面时,皖南特委根据广德团县委书记张国强的请求,派专人前去巡视指导。12月初,又直接领导了宣城的庙埠暴动。同时,芜湖特委还指示无为县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第三游击纵队,于12月上旬发动了无为六洲武装暴动。在芜湖的郊县,特委派人参与万春圩农民举行的抗租斗争,并通过这次斗争在万春圩找到了几个失去联系的同志,重新成立了两个支部。
就在芜湖特委工作逐步进入正常轨道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致使芜湖党的组织又进入到一种沉寂的状态中。一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芜湖特委“主要的是对党内斗争问题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而整个工作陷入消极状态,不仅没有群众运动,就连支部会也召集不成功”。
   二是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芜湖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反共行动。1930年9月,芜湖国民党当局召开“讨共大会”,并通电全国新闻界。随后,国民党当局在芜湖实行邮电检查,并成立“铲共团”。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芜湖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剿共”的宣传。因此,1931年1月,芜湖中共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连续遭到破坏。先是发生芜湖特委交通站被破坏,交通员周筱珊、党员鲍仓被捕事件。随后发生了芜湖工会联合会被破坏,工联会主任徐竹涛被捕以及两个党支部被破坏的事件。另外还有机房工人支部因工厂停产,工人党员离开芜湖解散,另一个街道支部因党内斗争影响无形消散。因此,到1931年2月安徽省委成立时,芜湖的党团组织已陷于瘫痪状态。
 
   六、中共安徽省委员会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改变由一个省委来分管几个省党务工作的情况,将江南省委改为江苏省委,并决定在安徽成立省委。193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安徽省委筹备工作会议。会议对组建安徽省委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决定了省委今后的任务,提出了省委及工作机构负责人的推荐名单。
  1931年2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由于中央任命的省委书记方英(方音)未到职,省委由王步文、霍锟庸、郭春华(学云)、刘静波(刘泉)4人组成。其中王步文、霍锟庸、郭春华任省委常委,王步文为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长,霍锟庸为组织部长兼代职工部长,郭春华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刘静波任秘书长,张照明、朱亚清、周心抚任省委巡视员。省委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王步文任编辑,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
红旗》,每周出版一次。同时,还出版了《红旗副刊》,又在芜湖筹建图书馆。 3月上中旬,省委设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张亦平。当时,省委在芜湖建立的工作机关有书记处、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常委秘书处、交通处、文书处、印刷处和发行处。其中省委书记处设在原芜湖特委机关所在地,也是王步文的住所三圣坊三十号,秘书处设在柳春园宛宅。
3月下旬,由于中央派方英去皖西北苏区工作,刘静波被省委派往安庆任中心县委书记,省委又进行了一次调整。调整后王步文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厉冰心任宣传负责人代秘书长,郭春华兼职工部长。
   省委成立后,即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并派专人到繁昌矿山开展工人运动,同时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不久,由于中共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皖西北地区划归分局管辖,津浦路沿线各县延袭过去的做法,仍属江苏省委管辖。安徽省委的管辖范围为江淮地区、沿江地区和皖南各县。
   1931年4月6日,由于叛徒出卖,省委和团特委机关在芜湖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步文、常委霍锟庸、团中央巡视员刘文等共有11人遭到逮捕。1931年5月31日,王步文、霍锟庸、刘文在安庆北门外刑场就义。
   省委被破坏后,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只剩下省委常委郭春华。4月7日上午,郭春华召集省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代省委行使省委职能。由郭春华代理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史秀峰代理宣传部长,赵凫代理军委书记,汪清如代理秘书,其他工作人员仍然做以前安排的工作。
   代省委成立以后,引起省委工作部门一些领导的严重不满。他们先后几次写信或派人报告中央。中央因此没有批准代省委的组成,代省委的活动到4月底自行结束。这时,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巡视员,到安徽巡视党务工作。
1931年5月上旬,邓小平来到芜湖。由于白色恐怖严重,邓小平不便活动,他在芜湖只有几天时间。在这几天里,他会见了一些同志,召开了会议。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安徽党务的意见,决定恢复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安徽正式领导机构成立前的临时性过渡机构。  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武英、谢节之、刘正等人组成,武英任书记兼皖南互济总会负责人。5月中旬,邓小平离开芜湖。就在他刚刚离开不久,武英等人就违背了邓小平的指示,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导致安徽党的组织更加混乱,严重分裂。
 
   七、中共芜湖中心县委
   安徽党组织不正常的状况导致党内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因此决定在安徽重建党的领导机构。6月初,中央根据安徽省委管辖区域仅限长江沿线及皖南地区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不再恢复省委,正式建立芜湖中心县委,指导安徽沿江及皖南地区34个县的党务工作。
   中共芜湖中心县委由张人亚、刘静波、谢节之、刘正、商惠来(恩甫)组成,张人亚任书记。1930年,张人亚曾被党中央派到芜湖开设金铺,秘密从事为中共中央 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后来,他被调回上海,担任中国互济总会主任。芜湖中心县委成立时,他又被派回芜湖,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一职。
当时芜湖中心县委所辖的34个县,有党组织的只有20个县,其余的14个县多半没有组织,个别县或有很弱小的组织,但已经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只有个别党员活动。中心县委成立后,将有组织关系的20个县划为芜湖、安庆、屯溪、宣城等4个巡视区。芜湖巡视区以芜湖、无为为工作中心,包括芜湖、无为、巢县、含山、铜陵、繁昌、南陵等县。芜湖市区当时有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十七八人,直属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恢复了与省委同时遭到破坏的芜湖工联,中心县委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商惠来任工联党团书记,管志民任工联主席兼党团组织干事,随后恢复了在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和黄包车工人中的赤色工人小组。
   在对各县的指导方面,芜湖中心县委成立后,立即派人去广德县指导皖南红军独立团工作,并数次致信广德县委,对其工作提出了批评和要求,并为广德县的工作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纲领和计划。与此同时,中心县委还派专人到南陵县、繁昌县荻港矿山、潜山县、宣城县水东矿山等地帮助开展工作,并与从赣东北起义失败后撤退到徽州地区成立党组织的同志取得联系。
   芜湖中心县委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主要原因首先是国民党加紧了白色恐怖的统治,导致中心县委委员刘静波在芜湖被捕;负责秘书工作的谢节之工作调动,准备接任的李合台还没有开展工作就在旅馆中被捕,刘正又被派往徽州做巡视工作,中心县委只剩下张人亚、商恩甫二人包办一切工作。
    其次是1931年7月,芜湖遭到了多年未见的特大水灾。芜湖郊县各圩全部破决,芜湖全城也淹没在水中,交通断绝。由于水灾的影响,芜湖中心县委失去和外界的联系,芜湖市区的党组织也因为工厂停产歇业,无形消散。
再次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以后,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唯成分论”等“左”倾错误进一步扩大化,使党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芜湖中心县委也根据中央精神,对各县领导机关进行改组,把各县领导机关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撤换成工农干部,使党失去了一批工作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影响了党的工作开展。但是,中心县委也没有全盘接受“左”倾教条主义,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反对右倾,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这也是最终导致中心县委被中央改组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心县委陷入了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遭到错误的指责和处理。中央于8月12日专门召开会议,检查芜湖中心县委工作。会议形成了《中央对芜湖工作的决议案》。随后,中央派巡视员陈文来到芜湖,对芜湖中心县委进行改组并指导工作。
 
   八、中共芜湖临时中心县委
   中央巡视员陈文于8月15日到达芜湖。他到芜湖后发现,大水确实给中心县委的工作开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几乎连通行都成问题。他先后找芜湖工联主席管志民、团临时省委书记张宅中、芜湖中心县委干事何雨亭谈话了解情况。原还准备找基层支部的同志谈话,因大水根本找不到人,就召集张人亚、管志民、张宅中召开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张人亚与管志民暂时成立临时中心县委,张宅中作为团的负责人参加临时中心县委的一切会议。会议形成了《接受中央检查中心县委工作决议的决议》。
8月27日,临时中心县委公开发布“中共芜湖县委为水灾告民众书”,同时派刘正到灾民中去开展工作。随后,陈文又对团临时省委进行改组,决定撤销团临时省委,将其分为芜湖、合肥、安庆等3个团中心县委,通过这次改组,加强了党团之间的联系。
   临时中心县委成立后,由于水灾的影响,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直到9月底,才恢复了芜湖市区的2个支部。临时中心县委除宣城、无为、南陵等县外,与其余各县都没有发生联系。芜湖临时中心县委在9月22日召开第四次工作会议,制定了两个月(9月底-11月底)的工作计划,决定对日军占据满洲事件立即发出宣言,并加紧公开活动,在群众中建立起满洲惨案后援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开展支部工作,建立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洋车夫和灾民4个支部,同时要求每一个同志必须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建立赤色工会小组、互济会、妇女等群众组织;建立与宣城、广德、无为、繁昌、无为、桐城等县的经常关系,帮助繁昌和宣城开展矿工工作;提拔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临时中心县委工作。
   随着大水退却,道路畅通,临时中心县委先后派刘正、金式城到徽州的休宁、祁门、歙县、黟县、太平、泾县及石台、秋浦等县,将当地零散的基层支部和党小组建成组织系统,于1931年11月成立徽州工作委员会,为党在皖南的发展和创建苏维埃区域打下了基础。
   1931年底,张人亚被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由管志民接任临时中心县委书记,中央同时派来高谦任临时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932年3月31日,团芜湖中心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团中心县委负责人陈贤彬、组织部长石求善被捕后叛变,带着国民党军警破坏了临时中心县委,逮捕了管志民、高谦。高谦被捕后叛变投敌。
   此后,由于芜湖的白色恐怖日趋加强,以及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芜湖失去了作为全省或中心区域中共领导机构所在地的生存条件。安徽自从1931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被破坏,到1949年4月安徽全境解放,再也没有建立过全省的中共核心领导机构。
   结语
   自辛亥革命以来,芜湖就是安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发生过许多全省乃至全国中共党史、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曾经有很多著名的革命家和党的重要人物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本文叙述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安徽省的领导核心以及中心区域领导机构在芜湖建立、活动和沿革的过程,证明了芜湖在安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芜湖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从本文对中共安徽及中心区域领导机构在芜湖的历史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既给后人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是,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革命先辈给后人留的宝贵遗产。
   芜湖作为安徽红色资源的大市,有需要、也有义务对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进行深入发掘、整理和更加广泛地宣传,不仅可以提供了鲜活的资政育人的乡土教材,同时对打造芜湖人的精神家园、提升芜湖的历史地位和声誉度也会有很大的帮助。